苏轼的这种精神寂寞伴随他度过了儋州三年的贬谪生活。他的《与张逢六首》其二曰：“到后，杜门默坐，喧寂一致也。” [38] 其《夜梦并引》云：“七月十三日，至儋州十馀日矣，澹然无一事。学道未至，静极生愁。夜梦如此，不免以书自怡。” [39] 以上两段话反映的是苏轼刚来儋州，张中尚未到任时的心境。他的《和陶杂诗十一首》其一云：“从我来海南，幽绝无四邻。” [40] 此诗写作时间，清查慎行系于元符三年（1100）离开儋州前， [41] 足见苏轼居儋三年，一直都处在精神寂寞的状态中，不过他多在书信这类私人话语中与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说，在广为人知的公共叙述文体诗歌中一般不常提及。书信具有私秘性，受众有限，指向单一，无需掩饰。如对好友郑嘉会云：“此中枯寂，殆非人世。” [42] 又对程儒自陈曰：“仆既病倦不出，出亦无与往还者，阖门面壁而已。” [43] 程天侔是苏轼在惠州的旧友，绍圣间任广南东路罗阳郡推官，富有文才。他在苏轼居儋后多次用海船从内地送来米酒糖药，传送苏轼家书，并照料其留在惠州的子孙，故苏轼常在书信中对其倾吐衷肠。如曰：“别遽逾年，海外穷独，人事断绝，莫由通问。” [44] 曰：“流转海外，如逃深谷，既无与晤语者。” [45] 又曰：“某与小儿亦粗遣，困穷日甚，亲友皆疏绝矣。公独收恤加旧，此古人所难也。” [46] 从“人事断绝”“ 无与晤语”“ 亲友疏绝”等语词来看，海外苏轼的确存在着强烈的精神寂寞之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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